陈再道的故事,放在今天很多人一看,多少都会有点想不明白。说二野的老将,坐过的位子一个比一个重,战场经验满满,论到评级定级,结果就是个谜。看整个红军时期,一路从基层爬到红四方面军的军长,这样的履历,不少人都在找共鸣。到了抗战,冀南军区司令员,按理说也是正儿八经核心大区的带头人,解放战争又是二纵司令、河南军区司令。战功一条条捋出来,谁敢说不服气。结果1952年评级,给了个副兵团级,网上不少人直接就摇头,一眼看去,这落差感有点大。
聊起副兵团级这个“帽子”,外行看热闹,内行自有一堆想法。这级别当年很有讲究,一般说,副兵团级,主流群体是在解放战争时当过兵团副司令、副政委,最多是有点特殊的正职,给了这个级别,大多还是因为职责划分或前后方区分清楚。比如说李志民、韦国清、莫文骅、郭化若,解放战争就是副兵团级的典型代表。
陈再道又不是一样,他怎么会跟这些人一个待遇?河南军区归二级,平行正兵团。他没有担任过野战兵团的司令,但按单位规格来看,河南军区规制和野战兵团齐平,区别无非一个常驻中原后方,一个是冲在大前线。身边不少将你方唱罢我登场,渡江战役之后,许多兵团主官顺手兼地方军区,战后军区等同兵团级好理解。问题出在,陈再道主业就是带兵,职务没有中断。1943年抽空去延安学习两年,再回来照样主抓作战,和同辈相比,是不是应该算稳稳当当的战斗员序列?
说到底,评级不单看解放时的官位,抗战、土地革命都要核对一遍。作战在一线还是后方,也全都记上,小本本一页页翻。像其他人,比如韦国清等,土地革命、抗战初期大多搞教育,后期转作战主官。这个细节,放在大背景下就很敏感,大型团体里谁一门心思打仗,谁转行搞教育,一到关键时刻成绩单都拉出来放到桌面上。陈再道纯粹主官,脱岗也就那两年学习。放今天这个节奏,也算是“学历与能力兼备”型干部。
问题来了,为什么到评级环节,还是副兵团?网上一种说法,没参加重大战役,比如说没打渡江、没参解放大西南。任务分工不同,这解释不能全拍定。河南军区,解放后安定局势重头戏,主官压力全在肩。也许内部评定更看重野战实际主官,无论如何,标准一致,谁来都一样。可再往下看,1952年后,陈再道正经八百当上武汉军区司令员。不止走过场,真真切切干了十几年,这是什么级别?正宗大军区最高主官,别的小伙伴可没几个人有这份稳定。有年头、有经验、挑得起大梁。
军衔制度取消以前,不少将领转地方,行政级别照军衔走。正兵团对着行政5级,副兵团行政6级,正规流程。1965年定级出结果,一看名单,副兵团级的将军,只有陈再道等几个人,行政6级。行政5级那队,其他副兵团级老同志都在。陈再道和王平、刘震、郭天民、唐亮、洪学智一批,细想起来,郭天民、唐亮不在岗,刘震是副职,王平搞军事学院,论权力论实际位子,陈再道确实是稳稳的主官天花板。抵不过怎么都打不过这个“定级”,多少人琢磨过来去,一样摸不着门。
真往细里分析,有没有政策细节牵扯?先看军衔、资格再拼现职,一环卡一环。按理说,长期主政大军区,行政级别怎么也得“向上走”。这里头一边一条鞭,不循逻辑的地方,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如果比对同批正军级被提到行政7级,准兵团直接跨级行政6级,副兵团级最顶的几个却卡住不动,这细节确实容易让人拿出来做文章。
骨子里这事真扯出来,道理尚算清楚。评级、定级,跟谁打仗、打几仗、带过多大兵,说服力全靠官定。可对个别集体或个人而言,确实吃了制度的“哑巴亏”。不像战功换军功章,这件事软着陆,对口官职,有人说是巧合,有人讲“组织需要”,也巧在碰上特殊时期、特殊岗位。放一块,标准全无,人跟人待遇不同,“单位认定一刀切”的现实,不是每个人都能跳出这道题。
一口气说下来,哪个战将没点落差?只看陈再道的故事,跟他同期比,领导力、连贯度、岗位资历,全都对上号。放2952年评级、副兵团,行政6级,就是不相称。不参与大西南、渡江,河南军区再大也算后方,有人讲,这是区别对待的无奈,也有人觉得只是当时历史发展节点,所有定级都照表走人。
其实往回翻旧档,陈再道的地位和能力早在红军、抗战、解放三大阶段见分晓。评级级别变化,真正影响的,是个人晚年薪酬和口碑,人情冷暖自知。走到这一步,他个人未必在意,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在体制内不是第一次出现。难讲是制度进步带来的阵痛还是历史经验的误差叠加,解不开的谜题,成了历史的底色。陈再道这几十年,身上的故事不会被级别湮没,评级的尴尬留待后人议论。
想明白一件事——个体在大时代里的位置,很多时候流于规则,不是一句凭什么、一句公平就能划拉清楚。等级的空缺,制度的尴尬,都是那个时代老兵绕不开的真实课题。级别的尴尬之外,留下的,是历史记忆,是个人荣光,是集体命运,是时代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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